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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这同样适用于孔子的志概念。

春秋之世，世衰道微，礼坏乐崩，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道家对此亦有相似的说法。

《系辞下》：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此道既有理性人文义的开显，亦保有个体证会独知的超越性意义，而不陷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学这一方面，孟子所列出的传承系列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圣王之治与圣人之学，皆为圣道传承之载体。

孟子的圣道传承思想，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当代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李存山认为，创通经义和革新政令也就是范仲淹开创的明体达用之学。

明体达用之学成就了儒学的复兴之势，同时也成为宋学的核心精神。其实，孔颜乐处问题的发端处也在范仲淹。6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页。3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387页。

参见钱穆:《初期宋学》,见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14页。这促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对于儒学尤其是理学不能有本质主义的理解，而是要从历史的动态发展中来理解理学。

在李先生看来，在坚持中国哲学史学科和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前提之下，哲学史研究者还有必要充分吸收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这样做无论对于廓清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误区，还是对于更加全面地深化儒学研究，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儒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新儒家提出的内圣转出新外王曾经是一个重要议题，围绕如何转出的问题也曾有过很多的争论。李存山不仅在宋学研究中表彰范仲淹，同时也指出，理学史上范仲淹的地位被周敦颐所遮蔽了，以至于至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范仲淹不受重视，这一现象也是需要反省的。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

也就是说，从民本向民主的推进，亦是儒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这里的理学其实也相当于宋代复兴的新儒学，也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宋学。范仲淹不仅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而且也是宋学建立阶段的组织者和带头人,6但是，漆侠又根据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所写的《王安石传》中说的：(安石)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他们对第一的理解有一些偏差。

24李存山:《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60—161页。第三，如何看待儒学的历史局限性?理学家主张的格君心之非,主张得君行道的理想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28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12在后来新版的绪论中，蒙先生更加明确地指出：北宋初年的儒学运动，是以‘庆历新政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

理学的气质是在同现实的冲突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这个转型虽有外在的刺激，但更有内在的动因。30李存山:《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324页。第一，指出了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之间的变化，王安石思想前后的转变。李存山通过对宋代儒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通过总结理学家得君行道失败的教训，通过对传统儒学内在缺陷的反思，最终认为必须改变‘私天下的政治格局，必须从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走向民主。由此可见，李存山依然继承的是五四精神，认为儒学有根本的缺陷，因此中国文化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转型。

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李存山认为，历史地来看，导致理学外王弱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熙宁新法而引起的。

17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之开端》,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76页。宋学又成了重义理的代称。

23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30页。李存山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同时，这个转型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个转型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有益的。当然，他也指出：司马光等旧党在与王安石的新党争论时亦有其缺陷，即他们受义利之辨的束缚，又受王安石新党的‘挑激,而讳言财利，没有向宋神宗陈明如何解决国家的财用问题。由于宋学的提倡者邓广铭和漆侠一生致力于王安石的研究，且对王安石评价非常高，因此他们研究宋学,自然就重王安石新学而贬低二程洛学。5 漆侠尽管也认为，在宋学建立阶段，范仲淹有其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宋明理学的局限，当然也是先秦和汉代儒学之局限的一个延伸。8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39页。

13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4页。由于李存山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基本肯定的态度和当今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一致的，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就会陷入思想史评价的扞格难通。

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宋元学案》卷首序录),这是理学史上为人所熟知的。(卷一) 李存山指出：这就是说，宋政之乱源于庆历新政之后熙宁变法的转向，即其转向为汲汲于理财的‘急政。

19李存山:《宋学与〈宋论〉》,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140—141页。4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21李存山:《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54—157页。所谓第一,一人认为是最早，一人认为是最高。

李存山还指出，对王安石的思想也要整体、全面地把握，要看到他的思想前后的变化。7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漆先生的观点是，范仲淹是宋学创立阶段的带头人,但就宋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还是王安石的作用更为重要。

这是继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之后的又一成功典范。周敦颐在南宋时期就被认为是道学的开山，在理学发展史上一直享有重要的位置。

在后来的宋学研究中，宋学成为了一个史学概念，主要是研究者从史学的角度，尤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宋代儒学做的历史的研究，他们所预设的前提甚至反对的目标，主要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到朱熹提出《白鹿洞书院揭示》,道学家的书院就只重视明人伦了。